羅冠聰 一個流亡者,帶著愧疚展開新的戰鬥

羅冠聰 一個流亡者,帶著愧疚展開新的戰鬥

10 月 24 日,武漢肺炎疫情仍然籠罩英國。倫敦塔橋旁的空地,卻有數百人集會。他們迎著毛毛細雨,高舉「 光復香港,時代革命」、「香港獨立」和聲援 12 港人的旗幟和標語,亦有人高唱《願榮光歸香港》。

現場大部份是香港人,大家因著不同原因離開香港,抵達英國。

其中一人叫 Doris(化名)。反送中運動期間,無論是機場「和你塞」、中大和理大等多場示威衝突,她均曾駕駛「家長車」出動,「接放學」或運物資。直至今年港版《國安法》生效,她雖不認為會因「家長車」經歷被捕或被控,但為了讓家人能在自由民主國度生活,今年 8 月初,她持 BNO 護照,帶著母親和 18 歲兒子來到英國生活。

她說,因為帶著一點點愧疚感,即使人在英國,仍希望能為香港盡一分力。每次倫敦有聲援香港人的集會,她都會參與,「既然人已經在這邊(英國) ,一定都要繼續支持」。

帶著愧疚感在異地過活,有的是寂寂無名的平民,如 Doris;有的是公眾關注的政治人物,包括已流亡英國、當日在倫敦塔橋集會中首次公開發言的羅冠聰。

當日他在倫敦塔橋旁發言,猶如立志「好多手足都一樣,我們都是帶著不安懷疑,同時有一份為香港貢獻的心,來到新的地方,過新的生活,並且開始新的戰鬥。」

一人團隊的忙碌工作

「其實真的很忙碌, 7 月離開至今。」眼前的羅冠聰頂著一雙眼袋,臉上有些倦意。

羅冠聰在《港區國安法》生效前離開香港,流亡英國已近半年,一直忙著為香港打國際線,做倡議工作。百忙中,羅冠聰抽出一個周日早晨,在英國倫敦的攝政公園 (The Regent’s Park)接受《立場新聞》專訪。

流亡到倫敦後,27 歲的羅冠聰忙個不停:與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發起眾籌,以私人檢控英籍港警、以視像方式出席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、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、前港督彭定康等政要,與瑞典外相林德(Ann Linde)進行電話會議。他曾飛到意大利和德國請願,狙擊訪歐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,還有不停接受外國媒體訪問。

他早已不是議員,10 月中卻發布題為《民間外交路線與前瞻 2020》的工作報告。根據報告,今年 7 月至 10 月中,羅冠聰所做的倡議工作至少有 40 多項,差不多平均兩至三天就有一項,還未包括一些較短的傳媒訪問及私人會面。

羅冠聰的英國生活十分忙碌,每天生活由讀報和收聽 Podcast 開始,從而關注美國、香港等地最新情況,還有很多林林總總的「公務」要處理,回覆電郵、活動邀請、訪問邀請,「有訪問要做就做訪問,有研討會要去就去研討會,時間比較彈性,但每天都總會有活動。」

其餘時間則準備活動講稿,或撰寫文章投稿至媒體。7 月至 10 月間數月間,羅冠聰曾在英國《衛報》、《紐約時報》和英國《獨立報》等海外媒體撰文。

這次訪問談了約一小時,羅冠聰又要趕著回家準備工作,「我自己有些工作,要趕上進度。」總是這樣來去匆匆。

行程匆忙,足跡亦不限於英國。

中國外長王毅今年 8 月底至 9 月 1 日,到訪意大利、荷蘭、挪威、法國和德國五國,羅冠聰趕赴意、德請願,狙擊王毅,促請意國外長向王毅強調香港問題,並要求德國更強硬地應對王毅。最終意大利外長迪馬約(Luigi Di Maio)與王毅會面後稱有提及香港情況,並強調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必需受到尊重。

對羅冠聰來說,這算是小小的成果。「要慢慢累積,亦難以不切實際地,要求大家去到某一個很強硬的程度。」

羅冠聰的意大利之行,是應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(Inter-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, IPAC)邀請而展開,由收到邀請至正式出發,只是兩天之內的事。

除了要處理編排行程等繁瑣工作,更重是要在短時間內了解當地政局,了解將要會見的政要屬什麼政黨、屬第幾大黨、有何政治取態等等。羅冠聰會直接向熟悉當地政治的朋友請教,自己亦要在短時間內搜集和消化大量資料。

一個人面對海量工作,他坦言「有點吃力」。

羅冠聰以往於美國打國際線的經驗,則為他打好基礎。2019 年他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一年,期間投入前線的國際遊說工作,包括推動《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》,並學習到不少國際線必修課,例如與政治人物會面的禮儀、稱謂、流程,怎樣在會面間令對方明白香港的訴求。

「這些都不會有一本書《如何見政治人物 101》去教你,過去有這樣的工作背景,到現在接近會將所有時間投放下去,在這個層面上,工作時就會相對地容易適應。」

為免有人因涉及他的海外倡議工作而被扣上違反國安法的帽子,羅冠聰強調,目前是以個人身份行事,所有工作,自己一手包辦。

但可有想過組織新團隊?羅冠聰有此想法,但坦言並非短期內能實行,一來他需時與人建立信任或合作方式,二來是否長留倫敦,亦是未知之數,「可能要考慮將來的事情,有確實答案,才知道團隊可怎樣組建。」

小心翼翼的流亡者

當初決定離開香港,羅冠聰前後只用了少於兩星期考慮,甚至連家人也沒通知。他說,一切都是為了能在香港《國安法》威脅外,繼續在國際層面保留香港人的聲音。

離港當日,羅冠聰一度擔心在香港機場會被阻止,但最後能暢通無阻地離開,一切順利。

航機徐徐攀升,他從飛機望著香港的繁華璀璨,想著:「願他朝有幸,半生歸來,仍是那位無忘初衷的少年。願香港安好,願榮光早日到來。」

而目的地是英國。

飛機緩緩降落,萬里無雲,綠野和高矮跌盪的樓房並排在一起,繁鬧的市中心與郊外荒野的距離,在高空中觀察是如此接近。

選英國而非美國,是策略上的考慮,「思前想後,都覺得是倫敦。針對英國和歐洲的倡議工作,這個時候可能較需要多些人關注,因為在美國建立香港議題、兩黨的共識過程已經很成熟,大家知道應該做什麼。相反歐洲和英國空間可能會更加大」。

來到英國,羅冠聰意想不到的是,能感受到當地與香港的微妙關係。他發現不少與他會面的英國政治人物與香港甚有淵源,例如曾在香港工作、居住,有人的妻子是香港人,有人的祖父在香港經商,他們對香港有個人情感連結,跟他們做香港的倡議工作亦比較容易。

「很特殊,亦見到香港即使是這麼小的城市,影響力真的很大,很多人都會與她有連結、有不同的關係。」

談公事外,有些政治人物私下關心羅冠聰,「很多本身對香港抗爭很支持的朋友,會經常說:『你在倫敦有事就找我吧!有什麼要幫忙,就找我!』有些人給我私人電話、私人電郵,這對我來說,會令我知道,原來這個地方有很多人希望幫助你、關注你。」

羅冠聰感到窩心,但他沒貿然求助,「很少機會直接聯絡他們,因為不是很熟絡,但至少這些舉動,會令人知道這個地方,無論對我或者對香港的支持,都會繼續有的」。

而香港的政權,繼續盯著他不放。

離開香港約一個月、7 月底就傳出消息,香港警方正式通緝 6 名流亡或身處海外人士,指他們違反國安法。羅冠聰被指涉嫌煽動分裂國家。

這消息對羅冠聰來說,來得很快,但不算意外。得知被通緝後,他在 facebook 寫道:

「由離港的一剎那已準備流亡海外,但現實降臨在眼前時,其實也會失落、無奈和恐懼。在國家機器面前,有誰能真的完全免去恐懼?但我們如何回應恐懼,卻是可以選擇的。我選擇用行動面對 — 我一直主張香港應有民主、自治,主張外國應對中港侵害人權官員制裁,主張國際社會應積極回應新彊集中營、香港自治崩塌等狀況。這些倡議即使我被列入通緝令上,都不會改變。」

羅冠聰說,通緝令印證了他為何要離開:「這樣我才可講到我要講的東西,也是我一直以來做的倡議工作。《國安法》很明顯要針對國際倡議工作,有很嚴重的刑罰。所以有很多國際倡議工作部分,我覺得要由香港以外的人去承擔。」

承擔的過程,或危機四伏。他流亡海外,依然小心翼翼。

他擔心人身安全受威脅或被跟蹤,因此時常搬屋,避免與背景不明或不熟悉的人見面。每次外出,均會留意周遭的人,到餐廳吃飯,會選擇隱蔽的角落坐下。在當地自拍,就算是荒山野嶺,他也隔三四日才發佈,避免被追蹤到所在位置。

羅冠聰拒絕所有媒體的「跟拍」(跟隨他出席活動並採訪)邀請,訪問地點通常都選擇在 The Regent’s Park — 也就是我們現處的地方。訪問過程中,他的回答亦十分小心謹慎,很多時避免提及細節。

抵達倫敦後近四個月,他一直低調行事,沒出席過公開場合,8.31 和 10.1 倫敦有聲援香港的集會,他都沒有出現。

「出席了公開集會,意味著可能更容易被盯上、被襲擊、被跟蹤,自己一直希望自己狀態相對穩定一點,然後再參與。」他說,在小心翼翼的生活下,暫未發覺被人跟蹤,亦幸無遇上襲擊,「坦白說,這些危險發生前,可能未必有任何預兆,唯有盡量警覺,去保障自己。」

直至 10 月 24 日,為了聲援「被送中」的 12 港人,羅冠聰終於公開露面,出席於倫敦塔橋舉行的集會,並且發言。

「思前想後,都覺得有些風險需要冒,必須去做。」

羅冠聰希望他的出現,能令國際社會關注 12 港人,「如果我的出席,可以令到更多,不只在英國的香港人,可能更加多英國政界朋友都會關注這事,我自己都覺得,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」。

當天下著毛毛細雨,羅冠聰站在講台上發言,鼓勵海外的香港人鞏固自己影響力:「我們都要令到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、更加有影響力的人,從而幫助到整場運動,鞏固到我們的社群,令到香港人既聲音,在世界每一個角落,除左在報紙新聞、雜誌上面出現,亦都會在每一個角落,落地生根,這就是我們所有在香港以外的人的責任!」

「希望大家,我們一起努力,在海外的我們,還有更加大的責任,更加大的能力去做更加多的事。」羅冠聰說,這麼多人參加集會,相信香港人沒忘記 12 位手足,他希望香港人在海外,可團結一致,將港人聲音傳播開去。

集會結束後,不少香港人邀請羅冠聰合照,他都一一答應,但未幾又回復戒備狀態:「當我公開露面後,我就要加倍謹慎。」

不論何地,倖存者的愧疚

曾經的「家長車」司機、如今移民英國的 Doris 記得,當日離開香港的決定,來得很堅決。

「無懸念了,由他(政府)說 7 月 1 日將會有《國安法》,我就告訴母親:『訂機票,我們去英國,走吧!』」

來到英國後,Doris 積極融入英國生活,閒時會到不同舞蹈室學跳舞,亦時常帶母親逛街認路,讓自己盡快適應倫敦生活。

但她對香港還是有一點點思念,準確一點說,是愧疚感。「通常幾時會有這感覺呢?就是見到每月 21 日,每逢 7.21 的 21 日」。帶著愧疚,她決定在海外繼續為香港發聲,除了這天的聲援 12 港人集會外,她亦去過倫敦的 8.31 太子站事件集會,「既然人已經在這邊(英國) ,一定都要繼續支持」。

今天世上所有地方,還有很多香港人,帶著一點點愧疚感,希望能為香港盡一分力。

包括羅冠聰。他之所以馬不停蹄地打國際線,不放過任何機會,亦源於三個字:愧疚感。

「老實說,離開香港的人,或多或少有種愧疚感。」羅冠聰說,「很多人在香港那麼差的環境當中,承擔很多風險,做一些更加困難的事,那麼自己更沒理由放慢腳步,或將香港的事放在一旁……所以會很專注和很努力地去做,每一個機會都不想放過。」

羅冠聰上一次接受《立場新聞》專訪,是在 5 月 22 日早上。前一天,人大常委宣布會於香港成立國安法。他在原本的競選辦公室裡,平靜而真誠地,向我們談及這幾年來走過的幾段路 — 四年前當選成為香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,2017 年被褫奪議員資格、因「公民廣場案」被判罪成入獄;去年 8 月,反送中運動期間負笈美國耶魯,修讀東亞研究系碩士課程,同時在美國打國際線;今年 4 月回港,其後宣布參加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。

流亡前,羅冠聰沒停止過香港的民主工作,何以依然感到於心有愧?

「對我來說,其實都有一些、我也聽過很多離開香港的人會有種 survivor guilt…」羅冠聰慢慢解釋,「即是倖存者的一種愧疚感。」

羅冠聰

「很多已離開香港的人,無論是被通緝、到海外讀書、工作或移民,如果仍渴望繼續參與這場運動,都自然會覺得,在香港裏面的人所面對的,比我們更加多和困難。始終我們是在一個較安全情況之下。」

這幾個月,得知昔日眾志戰友周庭被指違反《國安法》被捕、黃之鋒被指非法集結被控,羅冠聰非常擔心,可是在國安法的陰霾下,他不能與戰友直接聯絡,以免對方被指與自己的倡議工作有關。

身處異鄉的他,愧疚感又驟然來襲。

「他們面對的困難都非常大,亦很希望他們安好。即是非常之擔憂,自己都要學會面對這種愧疚感。要學會面對,將其變成動力,而非令自己更消沉,覺得自己好像什麼也做不了。」

愧疚感也是他工作的動力,「令我覺得要做很多工作,才可某程度上令自己安心一點。」

訪問當日,黃之鋒、周庭、林朗彥的警總案尚未宣判。11 月底,三人被還柙失去自由,羅冠聰在 facebook 拍片,提到自己一整天都有很多情緒,「覺得不知道可做什麼。即使睡醒,做了很多訪問,談及他們的狀況,想將資訊帶給更多媒體。但做完(訪問)總有種感覺:跟住呢?」

他又貼出當年與眾志戰友們的合照,寫下「灰了一整天」後整理的心情:

所有別離的人都是為了更好的未來
還有氣有力的 要把這條路走完

人逐漸成長 很多人都愧對以往的自己
然而我們都像好做到了兩年半前想像的自己
沒有白費一切歷練
好像 一切都足夠了
十年後的你,會否也覺得自己初心不變?

我出名是不太懂得流露感情的人
在某些需要鼓勵大家的場合和時間,也會顯得木訥
這樣說可能很奇怪,但我還是有很多不善言辭
就用一句總結吧:
Love you all.

後記:回家的前提

填詞人林夕改寫《約定》歌詞贈給羅冠聰,他倆私下相識,羅冠聰其後亦改寫了《約定》回應:「兩鬢班白,香港再等你」。

問羅冠聰可還有說話送給林夕?「很多事難以在這平台上講,都知道生活不容易,大家有我們信念去支撐著。」

羅冠聰深知,要改變外國政府政策,絕非一朝一夕的事,「做倡議工作,有少少『萬丈高樓從地起』的感覺,即是你不能奢望,很短時間內達到很大的轉變。」

應付持久戰的同時,又要面對不安穩的流亡狀態,羅冠聰坦言「無時無刻都很焦慮」,應對負面情緒的方法,唯有學會與其相處,並化為動力。他目前希望推動英國,推出針對香港或中國官員的制裁方案;就著 12 港人一事,亦望能引起英國朝野關注。

孤身流亡英國,羅冠聰當然想念香港。

「那是一種氛圍,一種很有活力、很快速(的氛圍),這就是我眼中香港 — 很嘈雜的廣東話,食物絕對是『屈機』的,任何事都很 accessible。整體而言,一個你覺得完全無可取替的地方,她很多事物,都會很掛念。」

那未來目標,可會是能夠返香港?

「可以返到香港的前提,當然是香港變成一個民主地方,有她的自由,所以,這也是個很大的目標。」

撰文/阿草

攝影/黃嘉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