帶上83歲老媽媽,三姊妹六孩子移民英國── 一個香港家族的遷徙故事

帶上83歲老媽媽,三姊妹六孩子移民英國── 一個香港家族的遷徙故事

(本圖為示意,非文中當事人。攝影/陳朗熹)

2020年夏天起,香港湧現30多年未見的移民潮,至今未見停歇。根據香港統計處數據,2020年中至2021年中,香港淨遷移人口為89,200人;香港大學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教授葉兆輝對媒體表示,由於移民需要時間準備,預計今年底至明年才達移民潮高峰。芸芸遷徙人潮中,老媽媽程小鳳這一家,承載了香港戰後6、70年來的奮鬥、希望和心碎。面對兩年多的政治動盪,他們一同經歷大時代,一同思索個人和家庭的未來,最終在逾80高齡之際,老媽媽決定,道別香港。然而,離開也不是唯一的答案,大家族中,還有人選擇留下。從自由驟然邁入威權,香港的每個個體、每個家庭都必須尋索自己的答案。

又是一個週五晚上,大家庭聚會的日子。老媽媽一個人操持了八菜一湯,老火湯青紅蘿蔔煲豬骨、清蒸海魚、手撕雞、螞蟻上樹、煎蛋角⋯⋯最後一數筷子,8雙,齊了。

「好凋零,好凋零了,」一直隨媽媽住的二女兒念叨著。六女兒接話,「爸媽都是從大陸來的,在香港親戚不多,但我們大家庭就很close,什麼都聊,不會說政治就不能碰,社會事件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。」老媽媽生了6個女兒,眼下8個孫子、1個曾孫,大家庭四代同堂。從前每週五的晚上,幾乎都是20人一起吃飯,大人圍大桌,小孩另設一桌,約14坪的老房子擠得人聲鼎沸。

2019年改變了一切。回想起一起經歷的反修例運動點滴,不少家庭成員都先深吸一口氣。現在,大家很少細說兩年前了,在他們心中,創傷仍在,而改變的希望幾乎徹底破滅。去年(2020)秋天,二女兒、三女兒和六女兒都萌生離港的念頭,隨著BNO護照的「5+1」政策移民英國。還是在這張聚會的大圓桌上,大家問老人家意見:妳想走還是不走?

83歲的老媽媽腰板挺得直直,一頭銀絲梳得齊順。「你們想我給什麼答案呢?」她鬼馬地故弄玄虛。女兒們心裡掙扎,既想和丈夫、孩子一起走,又不捨得年邁的母親,長年照顧媽媽的二女兒更是輾轉。老人家乾脆一句,「好啦,我也一起走!」大家激動得鼓起掌來。

老媽媽程小鳳,生於中國廣東的農村,3歲喪母,8歲喪父,13歲開始一人在香港打拼。她說,自己和丈夫年輕時捱得辛苦,看著貧瘠艱困的香港一步步發展成「世界的中心」,現在「一切都反過來了」。她每日盯著新聞,每晚戴著耳機聽劉細良蕭若元等時事網台,看著媒體倒閉人們被捕組織解散,教育界「日日都在變」,就想起了家鄉1950年代的樣子。

「我覺得,2021年共產黨正式『解放』香港。逐步逐步在走了,就好像我們當年在鄉下的時候,」程小鳳說著,「最初我是看著共產黨入城的,最初真的很好,他們很守規矩的,但1951年(邊境)一封鎖,就不同了,那一招叫關門打狗。」

一、流落香港,白手起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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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攝影/陳朗熹)

程小鳳落地香港,純粹是動盪時局下的一個偶然。

她和數個哥哥姊姊原本生活在廣東農村,父母已病逝,大家吃了上頓沒下頓。1951年春節,聽說香港有一座好玩的虎豹別墅,是富商胡文虎建造的主題公園,姊姊說帶程小鳳去看世面。

兩人才剛剛到香港4天,報紙新聞就來了──邊境封鎖,香港的人不能回去,大陸的人不能出來。

深港邊境此前維持著自由狀態。兩地人常常通過羅湖橋、深圳河的淺窄處往來,關口的概念非常模糊。1949年10月,共產黨一路南下擊敗國民黨,倫敦起初高度緊張,但行軍打到深圳河就停了。隨後兩年,儘管根據中英協議,兩地人不能自由來往,但兩地農民都不怎麼理會,邊防人員也很鬆懈。直到1951年2月15日,廣東省政府正式發令,深港邊境即日「封鎖河口」,越過防線者就是「叛國投敵」。

一夜流落香港,姊姊著急回鄉,程小鳳卻很淡定。對於急遽變化的政權、邊界和意識形態,她還沒什麼見識,但她思忖,回家也是捱苦啊,不如留在香港打工。

她開始在香港島做家傭,從10港元一個月,慢慢做到90港元一個月,在洋人家打工時學會了幾句英文,又認識了跟師傅打工的小夥子張添聲。張添聲同樣來自廣東農村,13歲時,做村長的爸爸病逝了,在封鎖之前,他一個人到香港做學徒。

「中意他正直、忠直咯。大家都是很窮的,打份工,所以結婚了之後,大家挨得很辛苦,」程小鳳回憶著,雖然艱苦,但香港機會多,多勞多得,命運似乎能自主把握。

在店鋪,張添聲每天從早上9點忙到晚上10點。得知他生了大女兒後,老闆馬上給他加工資,每月加60港元,他高興地跟老婆說,「我們女兒是鋪頭養的。」後來,有朋友看到這個小夥子如此勤奮,說不如投入本金給你開店。

1965年,夫婦倆在港島沿街租了一個前舖後居,做起小生意了。

60年代,家與城一同茁壯

在深圳河的另一頭,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樣。邊境封鎖後幾年,終於開放了探親,程小鳳多次回鄉看家人,大家跟她說,家對面的小學,「老師很慘,被批鬥、戴帽子」。行計畫經濟、搞大躍進運動後,中國大陸在1959~1961年爆發了大饑荒,伴隨著「三反」「五反」、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,百姓不堪重負,一批批冒著生命危險,從深圳河游水偷渡,有的不幸死在解放軍槍下,有的最終爬上了香港河岸。

「後來那班搏命游水下來的人,更加犀利,他們在大陸已經磨到半死的⋯⋯」程小鳳說。對香港而言,大批難民給這個城市帶來了扎實勤奮的勞動力,從上海逃來的民營企業家又帶來資金、技術,大家在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中各謀生機。

二女兒美雅恰好出生在1960年代中,從當時開始,香港的人口、GDP均快速增長,一躍實現經濟騰飛。「他們總是說我腳頭好,從我出生開始,家運就一直好,」美雅笑著說,小店舖的生意從零售擴展到行貨,女兒逐個出生,下課了就去店鋪幫忙,四、五年級就開始跟車搬運。

很長一段時間,一家八口一起擠住在店鋪後方的屋子裡。直到1980年代中,有人介紹說,在鋪頭附近有一幢唐樓,當中有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,賣27萬港元。夫婦倆咬咬牙,拿出幾乎全部積蓄,50歲的程小鳳,終於買到了屬於自己的房子。

眼見回歸:「共產黨你都信?他們不會變的」

大國夾縫中的香港,當時對自身前途暗湧不安。中英談判已經結束,敲定了這個自由港回歸中共政權的命運,但一國兩制的安排釋放了一些希望,雛形剛起的民主派積極爭取民主制度的落實,中產人家則紛紛考慮移民或轉移資產。

程小鳳記得,那幾年,新聞、電視劇都在訴說大家的恐懼,但移民,對她來說太遙遠。大女兒才剛剛出嫁,二女兒大專畢業,但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幾歲,拼搏和搵食還是這個大家庭的核心。

儘管對於回歸,美雅記得,爸爸是擔心的。1997年6月30日深夜,載著解放軍的軍車在滂沱大雨中從深圳駛進香港,爸爸看著電視直播,「一直罵」。

美雅說,自己當時非常不解。小時候,她曾經跟爸爸回鄉下,把乾鍋巴、冰糖、布匹背回去,小孩們穿得像個粽子,衣服一層又一層,到了鄉下就脫下來送給鄉親。她覺得自己對大陸有一種「憐憫」,「覺得香港可能可以contribute他們,讓大陸更進步,可能經濟方面更好,政治上也可以開明一些。」

「50年不變,中國也會變得更好,變得像香港一樣,不好嗎?」她這麼問。她記得爸爸拋下一句:「共產黨你都信?他們不會變的,妳真系傻女!」

二、扭轉餘生的2019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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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攝影/陳朗熹)

無論如何,回歸後的十多年裡,對於程小鳳這樣的殷實人家,表面風平浪靜。

美雅曾經去外國讀書,1990年代初回到香港,「當時一地都是工,招聘廣告上個個都直接標明工資的。」她進了企業做管理,職業發展順利。美雅和媽媽住一起,妹妹們一個個出嫁,週末就帶妹夫、小孩回來玩,大夥兒一起吃飯、打球、逛街。

大家庭也曾經遭遇變故。家道安穩之後,長年勞累的張添聲過世了。多年之後,五女兒不幸病逝,留下年幼的一兒一女。像年輕時獨自謀生一樣,程小鳳沉著地挺過挫折。她承擔起照顧病逝女兒的小孩的責任,外婆家也漸漸成了家族大本營。由於靠近港島的港鐵站,交通便利,平日大人有事,就過來放下孩子給母親照看,孫子們長大了,補習後也自己去外婆家玩。

在熟悉的港島社區,生活終於織成了一張安穩的網。大家從來沒料到,香港將硝煙四起,母親家附近也爆發激烈衝突。2019年,這個家族大本營又有了另一層意義。

一大家子裡,有運動的各種路線

六女兒泳欣記憶很深,當時每到週五,心情就緊張起來,留意週末有什麼活動,晚上的聚會也成了新聞時事、社運路線的討論大會。「週末放下小孩在婆婆屋企,就出去,」幾個姊妹中,長姊立場相對保守,另外幾個姊妹、妹夫都親近民主派、支持運動,大家去遊行、集會、義載,「做和理非可以做的事」。

一次義載回來,已是深夜,泳欣的兩個小孩都在外婆家睡著了,她這時才想起明天是9月1日,孩子開學日,「以前開學日會非常緊張,那時真的完全忘了。」夫婦兩人連忙漏夜回家把書包、校服一一運到外婆家。

遊行之後,大家又在外婆家一起看直播。在離家不遠的港島主幹道,警察用催淚彈、防暴槍擊退示威者,人們節節後退,一路逃到他們家樓下。「樓下好多人啊!」在窗邊留意形勢的老媽媽大喊,女兒們早已跑下樓。美雅說,大家都想幫忙疏散,「這一帶容易迷路,我們最熟悉這裡,不想看到年輕人被捕。」

家中孫輩們也有直接走上前線的,大人們感覺矛盾又擔憂。泳欣說,大家都支持民主運動,但討論起具體手法,也會爭吵,「覺得還是有責任對他們說,原則一定是不要傷害人,不要破壞東西。」

一直留在家中看直播的程小鳳,最擔心自己親手帶大的孫子會遭遇什麼危險,在她認知中,香港警察徹底變了。自十幾歲來港之後,她對香港警察印象還不錯,「以前的差人,在你家門口行過都不能入你屋企的,要有搜查令⋯⋯現在不是的,鍾意拉就拉,打就打,以前差人打人是要拉入差館、套住你的頭先打,現在不是的,差人拖到那些人面都爛了,跪在他們身上,睇到好傷心、好辛苦。」

看直播的時候,她常常哭,想到自己的孫兒,想到許多年輕的示威者,她覺得香港「好淒涼」。

踟躕在離與留之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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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攝影/陳朗熹)

將近兩年後,泳欣回想起運動的街頭,眼眶紅了。「很多聲音都還經常在腦中的,街頭(示威者拿著鐵欄杆)敲地的噹噹聲,831那晚地鐵站的廣播聲,」她至今不敢看關於那場運動的任何紀錄片。儘管已經決定和家人一起移民,但每次一說到要離開,就忍不住哭。

「最不捨得很多年輕人⋯⋯我知道有人會罵我,拍拍屁股就走人了⋯⋯但我真的好希望無論走的還是不走的人,都好。」

作為全職媽媽,泳欣一向關心香港時事,和姊姊美雅一樣,她一度對未來充滿希望。2014年,雨傘運動爆發,人們投入史無前例的和平佔領運動,以爭取普選,泳欣去金鐘現場送物資。「即使後來結束了,但還是覺得有希望的,那時候覺得,原來香港年青一代都幾好嘢!(原來香港年輕一代都挺厲害的!)」即便到了2020年年初,街頭運動停歇,她也沒有走的念頭。

希望開始冷卻,是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《國安法》出台之後,敏感的丈夫很快開設了外國戶口,不過,泳欣還是常常和丈夫辯論。

「香港還是有法治、有程序的,在位的人,多少還是有底線的,」泳欣這麼說,但丈夫總覺得,「有些東西是會慢慢荒廢的。」後來,看著愈來愈多人被捕,壹傳媒集團被搜查、還沒審判資金就被凍結、《蘋果日報》轟然關閉,她不再這麼說了。

如果抓著抓著抓到我

自回歸震盪期後久久未見的移民潮,在香港爆發了。伴隨著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對香港開啟不同計畫的快速簽證、定居或入籍方案,示威者、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普通家庭紛紛離港。對於不少年輕家庭而言,孩子教育是首當其衝的移民原因。

在COVID-19疫情之中,泳欣天天陪著讀小學的孩子Zoom上課,去年9月新學期開始後,她很快留意到兒子所在的政府小學的課程轉變。「老師在課堂上經常用《中央電視台》的片段,看警方公布的影片,我覺得教育應該全方位,圍繞『德智體群美』,但現在校內活動,例如作文比賽,全部圍繞《國安法》、《憲法》,」後來恢復面授,小孩放假回來常常說,今天又沒有午休時間了,「要聽林鄭月娥講話」。

不過,泳欣覺得,小孩只是一個因素,最終決定離開,關鍵的是,「自己的心不安定、頂不順了。」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,看著前民主黨議員許智峯離港後銀行帳戶遭凍結立法會民主派初選47人統統被香港《國安法》起訴後,她和丈夫決定,「快點走。」

「現在這樣抓人,會不會抓著抓著,就抓到我,雖然自己好似只是普通人,但最後會不會變成前面的那一層?」她說,留在這裡,心裡總是不安穩,此刻,土生土長的香港不知怎麼反而好像變成了「自己的一個困境」。

三、「大家可以一起走嗎?」

面對離留抉擇,親密的大家庭有太多的考量和牽絆。與泳欣想法相近,美雅和三妹一家都想要離開香港。

五妹留下來的兩個孩子,是快要升大學的哥哥和中學的妹妹。聽說家人考慮移民,妹妹主動問,能否帶她去英國讀書。「哥哥原本說他不想走,我明白,很多年輕人都有這樣的想法,要守在香港,」美雅說,她不勉強。過了一段日子,哥哥說,他也想一起走。

五妹夫是不捨得的。「他們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,他不打算走,或許在香港教會還有事情想做。」進退如何選擇?大家最終開了一個家庭會議,兩個少年自己跟爸爸表達意願,大家一一分析可行性,五妹夫點頭同意了。

每日看著形勢變化,程小鳳「叫後生的快走」,但她自己,還是不走了。美雅很矛盾,自己留在香港,心情每日都很糟糕,但自己也移民的話,誰陪伴媽媽?長姊有自己的大家庭,何況她年紀也不小了,另一個妹妹,雖然還沒決定,但也在考慮離開。

「我走行得通嗎?媽媽也走行得通嗎?大家可以一起走嗎?」她每天都思來想去。

移民潮下,每個世代有不同苦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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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攝影/陳朗熹)

移民潮急遽翻騰,許多香港家庭都經受著與美雅相似的苦惱。和她年紀相仿的朋友,有的老公想走、老婆不想走,有的自己想走、但擔心父母無人照料。有新聞已報導,一些老人因為子女移民而情緒不穩,尋求社福機構援助,還有機構順應移民潮,推出「代照顧」服務,例如陪老人看醫生並定期回報給外國子女。

抉擇之前,女兒們想先好好了解老人的心思,大家派出和媽媽最聊得來的六妹去打聽。

去年秋天,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,泳欣約媽媽去走走。從家出發,去了灣仔海濱。程小鳳覺得,香港變了真多呀,從前年輕時,自己站著的地方還沒有填海呢,那時的大海更寬廣,年輕的張添聲很喜歡到海邊看大輪船,「現在的港口窄到好似一條河。」

母女倆走走歇歇,一路散步到西環泳棚,泳欣說,女兒們擔心自己移民了,沒有人照顧她,而且平日和她最聊得來的女兒、她親手帶大的幾個孫子都要走了,大家終日彼此牽掛。

「我怕拖累你們,」程小鳳緩緩說出。

「原來媽媽是這樣想的,」泳欣當時才真正理解。她告訴媽媽,其實自己很想有機會照顧她,「妳看,我們以後也會變老的,照顧妳的時候,我們就學會了以後怎麼照顧自己啊。」兩人走走聊聊,到家時已經天黑了,她不想勉強媽媽,「妳慢慢消化下,看看之後有什麼想法。」

考慮了兩星期,程小鳳就拿定主意,跟女兒們一起走。「我在香港的話,我又掛住後生,後生又掛住我,大家都不好,」程小鳳思忖,倘若和二女兒留在香港,其他經常聚會的親人都移民了,兩個人對久了也生煩,愈活愈孤躁。

她又想到了未來數年,自己腿腳或許不如現在麻利了。「你撐不到,都是困在家裡的,你過去那邊,困在那邊,前面都有一片草地給你看一下啦,」她心裡這樣分析,「想到這一層,我什麼都不驚。」

四、「他生前跟著我,死後也是跟著我的」

家人們都知道,程小鳳一旦拿定主意,就絕不朝三暮四的。

一大家子都要走,美雅拿出了做專案管理的本領,開了一個Excel表格列清所有事項:幫五妹的兩個孩子找英國學校、安排簽證和飛機,研究如何開外國戶口,香港的錢如何轉移到英國,如何清理所有資產。

「清了所有家當,全部都帶過去,不留錢在這裡了,」美雅淡淡說著。回想自己當年和爸爸的對話,她覺得自己想法當時太簡單,「好啊,50年不變,就讓他們追,沒想到他們反而拉回我們下來。」經歷了這兩年的動盪,她生出了一種帶著傷痛的絕望,「真的沒有留下的餘地了⋯⋯不會有很強烈的希望可以『煲底見』。」

2019年反修例運動炙熱之時,支持者有一個煲底之約,煲底指的是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地下示威區,待運動訴求達成的那一天,眾人一起脫下口罩,相擁而見。想著這些,美雅心底生出一種內疚。「我們最初說要contribute這個運動,讓這裡變好,(這和離開)是矛盾的,這也是我自己的矛盾。」但她又感覺,生活在香港,在恐懼和憂慮下,生活方式會變成「覺得有問題也不能說出來」,這和自己做人坦誠、有話直說的原則是矛盾的,最終,將是每日活得抑鬱。

程小鳳思想更乾脆些。83歲了,她了解自己的身體,不忌諱談生死。「我經常說,去到英國,我未站穩就可能走了,我們什麼都沒有禁忌的,隨時都是可以走的人了,」程小鳳說,「後來想想,過去了住一個月都好,都叫作踏出去了,思想自由一些!」

她已經做了身體檢查,打了復必泰疫苗,做好了跨洋過海的準備。

自2021年夏天開始,大飯桌上的筷子就愈來愈少。三女兒一家四口最先離港,目前已經在倫敦安頓好。五妹的兩個孩子和泳欣的其中一個孩子,數週之前也先行背著書包離港了。最近,泳欣、美雅和老媽媽則忙著收拾行李,到了倫敦之後,他們計畫住在一起。

9月末的週五晚上,八菜一湯下肚之後,程小鳳最先離桌,她坐到沙發上,戴起耳機,在大電視上收看劉細良的YouTube《城寨》。有時候,她會邊聽邊評述,早前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爆發總辭爭議,劉細良最初不支持總辭,「媽媽聽了大聲罵,不辭做咩,無骨氣!」(註)

隨著再度遷徙離散,認同的變與不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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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攝影/陳朗熹)

從大陸來港數十年,一度安穩扎根,眼下大家族又要再次分離和遷徙了,問起以後,會否有身分的迷失,如何看待自己是哪裡人?泳欣和美雅不約而同,「很矛盾。」

美雅:「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,但感覺不是很實在。」 泳欣:「當然是香港人啦,但會不會說我不是中國人呢,我不會。」 美雅:「血統上都是中國人。」 泳欣:「不過就算沒有運動,我們去旅行的時候也會說自己是香港人。」 美雅:「對,總要加一句“we are from Hong kong”,不過如果人家問Are you Chinese?那我真的答不出No。」

「以後怎麼樣,還看在英國是否能落地生根,即使你不想說自己是中國人,但當地人是否一定覺得你是英國人呢,不一定,」泳欣分析著,自己這代人,大約會一直處於矛盾的灰色地帶,但孫輩們可能就分明了,「一定說自己是香港人。」

程小鳳摘下耳機,說,「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咯。大陸沒有我份的啦,自從共產黨洗腦之後,我們大家兩邊人的思想,完全不同了。就算我們小的時候,是兄弟姊妹,我出來香港了,他們仍然在大陸,等我們返去的時候,大家的思想都不同了。」

她計畫著,這次移民英國,她要把丈夫的骨灰也一起帶過去。「如果是合適的,我在那邊走的話,就把骨灰燒了,葬在一起,」她這麼想像著,突然從褲袋裡掏出一個褪色的紅色小錢包,裡頭有複診醫生的名片、八達通、兩張她和孫兒的合照──現在他們都在英國了,還有她和先生的證件照,「你看,我帶著他的照片,我走到哪,他就跟到哪。」

早幾年,張添聲在廣東鄉下的叔父,曾捎話給程小鳳,說讓她在香港做一場法事,為張添聲「招魂」,招回鄉下的祠堂去。她聽了,這樣回廣東叔父,「我不會帶我老公返去的,他生前跟著我,死了都是跟著我的。」

※本報導為《報導者》與自由亞洲電台(RFA)中文部共同製作。為尊重受訪者意願,文中程小鳳、張添聲、美雅、泳欣均為化名。